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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媒年度“台湾民心大调查”：近六成人预测2024年民进党将下台******
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】2022年对台湾来说是相当动荡的一年，除了疫情持续肆虐外，佩洛西8月初窜访台湾更是让两岸局势进入深水区，台湾迎来近几年最紧绷、最动荡的时刻。21日，台湾《远见》杂志公布年度“民心动向大调查”，从结果来看，受访台湾民众对2023年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，有43%的受访者认为明年岛内经济发展会变差，56%的人认为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再度上演政党轮替。
《远见》杂志的最新民调显示，两岸紧张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岛内民众登陆意愿，愿意“西进”的民众有10.1%。旅游部分，随着疫情趋缓，各项禁令逐步解封，不少民众已开始安排未来一年的旅游行程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日本仍是台湾民众出境首选，比例高达41.8%，接着依次为欧洲、大陆和美国。与去年的调查数字相比，前往日本的比例减少8.1个百分点，想去欧洲的比例有明显增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两岸关系变不好，然而台湾民众仍未放弃与对岸交流的机会，高达58.8%的受访民众仍认为，两岸应该增加互动，仅24.2%的民众主张减少。
最近一年，解放军战机频繁在台海实施军演，民进党当局则增加军事采购项目，并传出2023年将把兵役延长到一年，也让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说法甚嚣尘上。《远见》的调查显示，高达53.6%的受访台湾民众不愿意亲自或让家人上战场，其中女性、泛蓝支持者、台湾民众党支持者最不乐见自己或家人上战场。从交叉分析也可以看出，岛内泛蓝、泛绿民众对上战场一事出现巨大分歧，其中泛蓝民众有高达76.7%的人不愿上战场。若以年龄层来看，最愿意上战场的族群为50—59岁，分析可能和这些人已经除役有关，因此上战场事不关己，至于最不愿意上战场的族群为20—29岁，因为一旦台海发生战事，这些人首当其冲。若两岸真的发生战事，有45.7%的受访台湾民众认为最终将走向“协议和谈”，另有13.1%认为“大陆最终获胜”，仅10.3%的人认为“台湾最终获胜”。和去年同期相比，认为“双方协议和谈”的比例增加2.9个百分点，显示岛内民众渴望和谈的信念越来越坚定。
在统“独”方面，整体而言，若将“先维持现状再看”与“永远维持现状”合并为“维持现状”，可发现“维持现状”的比例还是稳定在五成以上。
11月26日的岛内“九合一”选举，民进党创下空前惨败的“成绩”，只获得5席县市长，蔡英文被迫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。对于这次选举结果，46.7%的受访民众表示“满意”，27.8%表示“不满意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即使是泛绿支持者，也有近两成受访人士满意这样的结果。《远见》评论称，这显示蔡英文当局的表现不仅受到反对者批评，也有部分支持者无法谅解。
接下来要登场的重头戏，也就是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，岛内民众依旧不看好民进党。调查显示，56%的人认为2022年县市长选举结果可能导致2024年选举再次发生政党轮替，24.1%认为“不可能”。与此同时，“九合一”选举结果也间接影响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，本次调查中有24.9%的民众认为自己立场泛蓝，29.3%认为自己政治立场泛绿，支持第三势力台湾民众党的比例为5.7%，自认立场中立的民众高达40.2%。与往年数字相比，泛蓝支持者比例略有增加，泛绿则有下滑迹象，至于中立选民，增加幅度最为显著。
再过几天即将迎来新的一年，但台湾多数民众对于2023年并没有太大期待。调查显示，有43%的人对明年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，认为会变好的则为31%，创下历年来的新低，且年龄越大悲观意识越显著。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：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，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；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，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，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；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，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，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，不过，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，不仅祖父有藏书，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，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，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，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，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中国新闻周刊：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杨念群：以往二十年，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，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，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，加以重新解读，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，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，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，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，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，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，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，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，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，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，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另外，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，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，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，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，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中国新闻周刊：近二十年左右，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？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？
杨念群：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，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，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我一直认为，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，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，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，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，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，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，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，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但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，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，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，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，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2022年12月，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，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，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？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？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？
杨念群：第一，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，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，获得某种安全感，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，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，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，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，除了“大一统”外，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，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，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，至于到底怎么落实，始终众说纷纭，语焉不详。第三，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，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，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，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，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，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？
杨念群：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，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，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，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，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，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，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，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，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，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，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，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，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，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，应该发挥想象力，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，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，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，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，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，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，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，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，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，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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